最終結果還是得回到國會，因為它才是取得合法授權的組織。
國家能否由霸占國會者來領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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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貿風暴三大疑義／之二 學運要角林飛帆對著電視鏡頭說：「我們學生已實質占領了國會，現在這個國家是由我們年輕人在領導……。」 參與此次學運的學生，都是「解嚴後的民主嬰兒」，倘若二十六歲的林生此語能夠反映這些「解嚴後首波民主世代」對民主政治的認知與思想，實足令人驚駭錯愕。 「占領國會」就能等同於「領導國家」嗎？在民主體制下，「領導國家」難道不需要經過公職選舉嗎？即使不將此處所稱「領導國家」說成「統治國家」；但「占領國會」也不可能等同於「代表民意」，因為在民主體制下，「體現民意」必須經由國會的多數決程序，而「占領國會」並不能直接等同於「代表民意」。 也就是說，在民主體制下，並不是電視鏡頭照到者就能「領導國家」，亦不是電視鏡頭照到者就一定「代表民意」。謂「占領國會」即是「領導國家」或「代表民意」，其實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錯覺，也是對民主體制的誤解。 這場學運有頗多正向意義，文末再論；但這些「解嚴後首波民主世代」的表現，卻亦有令人感到傷痛之處： 一、占領國會絕無正當性。諷刺的是，國會正是民主憲政中由選舉產生的最高民意機關，如今若謂未經國家選舉選出者竟能霸占國會，而自認為高於國會，並挾制國會，這根本是反民主的行徑。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評這場學運說，「先標舉民主，卻違反民主」，是一針見血之論。 二、這場風暴以大學生為主體，卻顯露出嚴重的反智氛圍。民調顯示，絕大多數參與的學生，在投入運動前並不知「服貿協議」為何物；待投入後再臨時惡補幾個「懶人包」，就做為反對到底的知識基礎。但若能聽一聽許多堪稱「台灣社會良心」的意見領袖如彭淮南、施振榮、嚴長壽、童子賢等的談話，學生是否應當自問：關於服貿的爭議，自己在「客觀的知」與「主觀的識」兩方面是否皆已做到「心安理得」？ 三、罕見知識人的自省與社會悲憫的情懷，卻看到食藍綠權謀鬥爭伎倆之唾餘。例如：過度自我美化，如果破門砸窗侵入立法院不是暴力，什麼才叫「學生暴力」；又過度醜化對方，如果警察抵拒學生砸窗破門侵入行政院為「國家暴力」，難道應當鋪紅地毯相迎？再如：張慶忠的「黑暗三十秒」固然應受抨擊，但服貿協議畢竟仍是攸關「台灣全球化生存戰略」的大是大非；學運耽溺於權謀鬥爭，得寸進尺，竟以可以救濟的「程序正義」賠上分秒必爭且無可逆轉的「台灣全球化機遇」，這對知識分子來說，是否合於知識的良知及比例原則？ 有人將這場太陽花學運與一九九○年的野百合學運相較。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的野百合，實現了「解散國民大會」、「廢除臨時條款」等正大的訴求；但霸占立法院及侵入行政院的太陽花，卻自陷於「是抗中反中？還是害台禍台？」的弔詭之中。二者相較，除太陽花較野百合肆無忌憚外，其餘皆是今非昔比。 這場學運的社會背景，呈顯出兩岸政策引發的社會焦慮，而將近年來的社會挫折如貧富差距、二十二Ｋ等，一概歸因於兩岸關係。不論此種論述是否合於事實，但學運仍掀起了社會的焦慮、猜疑與仇恨；唯「退回服貿／重啟談判」等學運主張，卻未必是兩岸關係與「台灣全球化生存戰略」的解方。至於倒掛國旗、占據國會亦恐會惡化國人的認同分裂；如果民進黨再以「換一塊路牌的台獨」來收割這場學運所孕育塑造的民心民情，則這場學運究竟將使台灣社會前行或倒退，恐怕尚在未定之天。 然而，這場學運由於形成了社會視聽焦點，仍有諸多正向意義。一、呈現了台灣社會的底蘊，向兩岸政府示警，必須建立一足以支撐兩岸互信的新架構。二、再度啟發了對國家認同的省思；不能確定國家認同，即不能在兩岸政策上獲得共識。三、引導思考台灣在全球化競爭中的處境；台灣要生存，不只要處理兩岸連結，更必須贏得全球化的挑戰。四、在衝突中，使國人思考民主憲政的程序正義及實質正義之真諦。五、形成青年關心國家及政策的風氣，此為彌足珍貴的社會資產。 這場服貿風暴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民主大教室，唯這個國家畢竟仍要等到學生退出國會議場後始能正常運作，而不會由霸占國會者來領導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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